2025年九一八纪念日深度解析,国难与国耻的辩证思考,当代青年必修课

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"九一八事变"，这个日期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。关于这个日子应该被称为"国难日"还是"国耻日"，社会各界一直存在不同见解。从历史学角度看，这两个称谓都反映了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民族记忆，但内涵却有着微妙差异。

国难日的提法更强调民族遭受的苦难与伤痛。当夜10时许，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，反诬中国军队所为，随即炮轰北大营。次日凌晨，日军占领沈阳城。在随后短短4个月内，东北三省128万平方公里土地沦陷，3000多万同胞成为亡国奴。这种称谓着重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的集体创伤。

国耻日的表述则更突出历史教训与民族反思。当时东北军兵力达16万之众，而关东军仅1万余人，却因"不抵抗政策"导致国土迅速沦丧。这个称谓隐含着对当时软弱无能的批评，强调要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。历史学者金冲及在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》中就特别指出这一点。

从历史档案可见，民国时期多使用"国难"表述。1932年3月9日，伪满洲国成立时，国民即将9月18日定为"国难纪念日"。而"国耻"的提法在五四运动时期更为常见，如"二十一条"签订后各地成立的"国耻会"。这种用语差异反映了不同历史事件的性质区分。

当代学者更倾向于将两者结合理解。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宪文认为，九一八既是中华民族的灾难日，也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教训。在《抗日战争研究》期刊中，多位学者都持这种辩证观点。这种认识既尊重历史事实，又符合当代价值导向。

从教育实践来看，各地学校的纪念活动也在平衡两种表述。东北地区的"九一八"历史博物馆以展示日军暴行为主，突出"国难"记忆；而一些高校的研讨会则更侧重探讨"落后就要挨打"的历史警示。这种多元呈现方式有助于形成更立体的历史认知。

在台湾地区，由于特殊的历史境遇，对九一八的纪念呈现不同面貌。部分团体坚持使用"国耻日"的强烈表述，强调对日据时期的批判；而官方纪念则相对低调。这种差异实际上反映了两岸对历史记忆的不同处理方式。

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的歪曲，使得九一八记忆更具现实意义。近年来，日本部分教科书将"九一八事变"美化为"自卫行动"，这种历史修正主义更加凸显了铭记历史的必要性。中日两国学者在东京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上就多次就此展开辩论。

从国际法视角看，九一八事变是赤裸裸的侵略行为。当时国际联盟派出的李顿调查团报告明确指出日本违反《非战公约》，但未能阻止侵略扩大。这段历史对今天维护国际秩序仍有警示作用，国际法学者管建强对此有专门论述。

九一八研究在方法论上也在不断创新。除传统史料考证外，口述历史、空间记忆等新方法被广泛应用。辽宁社会科学院近年开展的"九一八亲历者口述计划"，就收录了200多位老人的珍贵记忆。这些新材料为理解那个年代提供了鲜活视角。

文艺作品中的九一八呈现也值得关注。从早期的《松花江上》到近年的话剧《北大营》，不同时代的创作都反映了社会记忆的变化。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宋宝珍指出，这些作品实际参与了历史记忆的建构过程。

在互联网时代，九一八纪念出现新形式。年轻网民创造的"数字纪念墙"、"云端烛光"等，体现了代际记忆的传承创新。这种变化既保持了历史严肃性，又适应了新的传播规律，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史安斌对此有专门研究。

比较两岸的纪念方式颇有启发。大陆更强调民族苦难与国家振兴的关联，台湾地区则更突出民主自由的当代价值。这种差异实际上反映了各自不同的历史发展路径，政治学者朱云汉在《两岸关系四十年》中分析过这一现象。

九一八记忆的国际维度常被忽视。事实上，当时国际社会对事件的反应，以及中国争取国际支持的历程，都是宝贵的历史经验。外交学院教授熊志勇在《中国近代外交史》中专门论述了这段历史的外交博弈。

从微观史角度看，普通人的九一八记忆同样珍贵。东北大学退休教授王锦思收集的3000多件民间文物，展现了战火中的百姓生活。这些日常物品比宏观叙事更能触动当代人的情感共鸣。

九一八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警示未来。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，单边主义抬头，更需从历史中汲取智慧。正如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所言，历史不会简单重复，但总是押着相似的韵脚。

当代青年对九一八的理解正在形成新特点。调查显示，00后更关注历史与现实的联系，而非简单的情感宣泄。这种理性态度的形成，实际上反映了历史教育的进步，北师大历史教育研究中心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。

在历史评价标准上，应当超越简单的二元对立。九一八既是外敌入侵的国难，也包含着内部问题的警示。这种复杂性恰恰是历史的真实面貌，需要我们用更成熟的眼光来看待。

个人认为，与其纠结于"国难"还是"国耻"的称谓选择，不如思考如何让这段历史真正成为民族复兴的精神资源。历史记忆的价值不在于固化某种情绪，而在于为前行提供智慧和力量。每个时代都需要找到与历史对话的独特方式，这才是纪念的真正意义所在。